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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自由的產生及其正當性

來源:http://www.0097249.live    發布日期:2015-06-24  瀏覽量:1623

營業自由的產生及其正當性

從歷史角度考察,商事活動的正當性依賴于公權力許可的做法,來源于中世紀絕對主義政治觀念。中世紀,商業城市是基于獲得當地封建頷主的“特許”而存在。領主對城市的特許,起初表現為將城市納八珂逐米邑制的框架下,使之成為封建領主臼的附庸,形成馬克斯·韋伯所稱的“王公城市”。其后,得到封建領主或主教賜發的“特許狀”標志著城市運動的勝利,并以此來承認商業城市自治地位。“特許狀”雖表明城市自治權,但仍然來自于主權者“認可”這一事實。意識形態,這種商事經營活動與主權者之間的關系,即主權者管轄以經營為核心的商業城市內部所有活動,這些活動事項只有獲得主權者的特許,才可能具有法律上的正當性,其所彰顯的正是絕對主義主權政治理念。中世紀后期,當統一國家建立之后,城市經營活動創造了巨大財富,使得主權者積極奉行重商主義政策。在此政策下,“城市也好,行會也好,都是一些按法人組織起來的用于特定目的的國家強制機構,它們擁有-些在業務上不得逾越在特權里所提到的限制的權利……任何違背這些限制都會被利用作為理由,在‘責問令狀’的訴訟中取消特權”。因而,中世紀后期中央集權與商業活動之間以“特許”為內容的關系,其在絕對主義的政治理念上,與原先封建領主和商業活動之間的關系,是一脈相承的。
隨著國家經濟政策由重商主義向自由經濟主義的轉變,及近代政治思想對于個人自由的關注,這種做法被營業自由所取代。正如亞當,斯密描述的那樣:“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經完全廢除,最明白最單純的自然自由制度就會樹立起來。每一個人,在他不違反正義的法律時,都應聽其完全自由,讓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勞動及資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階級相競爭。”商事經營活動不再被認為是主權者固有的支配領域,絕對主義政治觀念受到自由觀念與法治的嚴格限制。國家在經濟領域的措施,可以劃分為“同自由制度相容的措施”與“同自由制度不相容的措施”兩類,其中,“包含著專斷地、區別地對待人們”的措施,必然是受到自由與法治原則的排斥。到19世紀末,營業自由已經成為西方資產階級國家最為基本的憲法權利之一,營業自由發展到頂峰時期,以致“法律不再強迫將要從事商事活動的人預先向行政機關申請并獲得他們的批準;法律也不再要求他們提供自己具有從商資格的證明……任何人均可自由從事各種商事活動,無論這些商事活動是相同的還是不同的,可以從一種商事活動進入另一種商事活動”。在此觀念下,對于經營活動而言,其正性不再源于主權者的特許,而是植根于經營者固有的自由——營業自由。營業自由首先是商人階層對獨立人格、平等身份和自由意志的渴望和追求,是商主體在營業領域中從封建特權和國家壟斷、控制狀態獲得的一種解放,是商主體自由決定自己營業事務、選擇經營事項的范圍、自由行使營業管理權利的一種應然資格。正因為有了商人階層為自由營業的抗爭和獨立營業資格的獲得,打破了封建桎梏和公權力控制下對營業交易的各種限制,才有可能形成一種自由、向上的市場競爭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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